经典导读——渔樵问对

［导读］邵雍（1011年12月25日—1077年7月5日），字尧夫，谥康节，北宋理学家，生于河南林县上杆庄，与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并称“北宋五子”。自幼喜博览群书并游历天下，师从李之才学《河图》《洛书》与伏羲八卦，学有大成，著述颇丰，有《皇极经世》《观物内外篇》《先天图》《渔樵问对》《伊川击壤集》《梅花诗》等传世。余早年学易，常以梅花做小术把玩，经年方知大道至简，实乃邵公以至简之道演万物玄机。在《渔樵问对》中，邵公化身渔夫，将天地、万物、人事、社会蕴含的大道之理，娓娓道来，至简至妙，一场穿越时空的坐坛论道，让人分不清道家乎，儒家乎，筮家乎，实是模糊，中华文化的浑然一统，在问答中得到充分体现，辩者自辩矣。

渔者垂钓于伊水之上。樵者过之，弛担息肩，坐于磐石之上，而问于渔者。曰：“鱼可钩取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钩非饵可乎？”曰：“否。”曰：“非钩也，饵也。鱼利食而见害，人利鱼而蒙利，其利同也，其害异也。敢问何故？”

渔夫在洢水河边垂钓，一位樵夫路过这里，放下担子休息，坐在一块大石上，问渔夫：“鱼能钩上来吗？”渔夫答：“可以。”又问：“鱼钩不用鱼饵能行吗？”渔夫答：“不行。”樵夫又问：“钩到鱼的不是鱼钩而是鱼饵啊，鱼吃鱼饵而遭受了伤害，人吃鱼而获得了利益，都是吃这件事，其利害却不相同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？”

渔者曰：“子樵者也，与吾异治，安得侵吾事乎？然亦可以为子试言之。彼之利，犹此之利也；彼之害，亦犹此之害也。子知其小，未知其大。鱼之利食，吾亦利乎食也；鱼之害食，吾亦害乎食也。子知鱼终日得食为利，又安知鱼终日不得食为害？如是，则食之害也重，而钩之害也轻。子知吾终日得鱼为利，又安知吾终日不得鱼不为害也？如是，则吾之害也重，鱼之害也轻。以鱼之一身，当人之食，是鱼之害多矣；以人之一身，当鱼之一食，则人之害亦多矣。又安知钓乎大江大海，则无易地之患焉？鱼利乎水，人利乎陆，水与陆异，其利一也；鱼害乎饵，人害乎财，饵与财异，其害一也。又何必分乎彼此哉！子之言，体也，独不知用尔。”

渔夫说：“你是一个樵夫，与我的方法不同，怎么知道我的事呢？然而也可以为你试着讲一下：鱼的利益如同我的利益，鱼所受的伤害也如同对我的伤害。你看到了局部，却没有明白全局。鱼需要捕食，我也需要捕食，鱼的伤害源于捕食，我的伤害也源于捕食。你知道鱼终日以获得食物为利益，又怎么知道鱼终日吃不到食物为害呢？这样的话，食物的害处就重了，钩鱼的害处就轻了。你知道我终日以捕获鱼为利益，又怎么知道我终日钩不到鱼也是一种伤害呢？这样，对我的伤害就会很重，对鱼的伤害也就轻了。从鱼的角度看，被人吃掉，是对鱼的害处多；从人的角度看，没有鱼用于餐食，则对人的害处也很多啊。你又怎么知道钓鱼的人身处大江大海，就没有危险吗？鱼得意于水中，人得意于陆地，水与陆地不同，其利益是一样的。鱼的危害来自于鱼饵，人的危害来自于财物，鱼饵与财物不同，其危害却是一致啊，又何必分辨彼此啊！你讲出了事物的根本，只是不知道变化应用罢了。”

樵者又问曰：“鱼可生食乎？”曰：“烹之可也。”曰：“必吾薪济子之鱼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“曰：“吾知有用乎子矣。”曰：“然则子知子之薪，能济吾之鱼，不知子之薪所以能济吾之鱼也。薪之能济鱼久矣，不待子而后知。苟世未知火之能用薪，则子之薪虽积丘山，独且奈何哉？”

樵夫又问道：“鱼可以生吃吗？”渔夫答道：“煮熟后就可以吃了。”樵夫说：“那必定是用我的木柴来煮你的鱼了？”渔夫答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樵夫说：“我知道木柴对你有用处啊。”渔夫答：“然而，你只知道你的木柴，能煮熟我的鱼，却不知道你的木柴为什么能煮熟我的鱼。用木柴把鱼煮熟的方法已经很久了，在你知道以前人们就知道了。如果世人不知道点火需用木柴，则你的木柴虽然堆积如山，又有什么用处呢？

樵者曰：“愿闻其方。”曰：“火生于动，水生于静。动静之相生，水火之相息。水火，用也；草木，体也。用生于利，体生于害。利害见乎情，体用隐乎性。一性一情，圣人能成。子之薪犹吾之鱼，微火则皆为腐臭败坏，而无所用矣，又安能养人七尺之躯哉？”

樵夫说：“原意听你讲一下其中的道理。”渔夫答：“火生于动，水生于静。动静能够相互生助，动静也相互制约。水和火是作用的体现，草木才是本源。水火发生于利用，草木生长于损害。利与害表现在情形的不同，体与用隐藏在性质的区别。把握了性与情，就能成就圣人。你的木柴就像我的鱼，微弱的火只能使其腐坏，而不能食用，又怎么能养育人的身体呢？”

樵者曰：“火之功大于薪，固已知之矣。敢问善灼物，何必待薪而后传？”曰：“薪，火之体也。火，薪之用也。火无体，待薪然后为体；薪无用，待火然后为用。是故凡有体之物，皆可焚之矣。”曰：“水有体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火能焚水乎？“曰：“火之性，能迎而不能随，故灭。水之体，能随而不能迎，故热。是故有温泉而无寒火，相息之谓也。”曰：“火之道生于用，亦有体乎？”曰：“火以用为本，以体为末，故动。水以体为本，以用为末，故静。是火亦有体，水亦有用也。故能相济又能相息，非独水火则然，天下之事皆然，在乎用之何如尔。”

樵夫说：“火的作用大于木柴，我已经知道了。请问，容易燃烧的物质，为什么需要加柴才能燃烧呢？”渔夫答：“木柴，是火的来源啊。火，是木柴发生的作用。火没有源头，就需要等待木柴；木柴发挥不了作用，就需要等待火来点燃。因此，凡是有形体的物质，都可以焚烧啊。”樵夫问：“水有形体吗？”渔夫答：“有。”樵夫又问：“火能焚烧水吗？”渔夫说：“火的性情，遇水后能与其相对而不能相随，所以能够熄灭。水的本质，遇火后能与其相随而不能对立，所以能够发热。因此会有温泉，而没有寒冷的火焰，这就是水火相互制约的原理。”樵夫问：“火的价值来源于发挥了作用，火也有本体吗？”渔夫答：“火以发挥作用为本质，以形成火焰为终结，所以主动。水以形体为本质，以发挥作用为终结，所以主静。这就是火也有体，水也有用啊。因此水和火既能相互生助也能相互制约，不只是水火会这样，天下的事都是如此，就在于怎样去运用了。”

樵者曰：“用可得闻乎？”曰：“可以意得者，物之性也。可以言传者，物之情也。可以象求者，物之形也。可以数取者，物之体也。用也者，妙万物为言者也，可以意得，而不可以言传。”曰：“不可以言传，则子恶得而知之乎？”曰：“吾所以得而知之者，固不能言传，非独吾不能传之以言，圣人亦不能传之以言也。”曰：“圣人既不能传之以言，则六经非言也耶?”曰：“时然后言，何言之有？”樵者赞曰：“天地之道备于人，万物之道备于身，众妙之道备于神，天下之能事毕矣，又何思何虑！吾而今而后，知事心践形之为大，不及子之门，则几至于殆矣。” 乃析薪烹鱼而食之，饫而论《易》。

樵夫说：“可以听听运用的方法吗？”渔夫答：“能够领悟的是事物的性质，能够用语言讲述的是事物的情形，能够从外观了解的是事物的形象，能够以规律把握的是事物的本体。运用这件事，蕴含了万物的玄奥，可以意会而不可言传。”樵夫说：“不可以言传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”渔夫答：“我之所以能够知道，确实不是通过言传，不只是我不能用语言来传，就是圣人也不能用语言相传啊。”樵夫说：“圣人既然不能用语言相传，那六经不是语言吗？”渔夫答：“那是对当时情景的描述，哪里有什么语言？”樵夫赞叹道：“天地的法则体现于人，万物的法则体现于身，众妙的法则体现于神，天下事物的法则就齐备了，又何必千思万虑！我从今以后，理解问题要以领悟和实践为重，如果没有与你偶遇，人生的道路是多么危险啊。”于是两人就劈柴煮鱼来吃，吃饱后开始讨论易理。

渔者与樵者游于伊水之上。渔者叹曰：“熙熙乎万物之多，而未始有杂。吾知游乎天地之间，万物皆可以无心而致之矣。非子则孰与归焉？”樵者曰：“敢问无心致天地万物之方？”渔者曰：“无心者，无意之谓也。无意之意，不我物也。不我物，然后定能物物。”曰：“何谓我，何谓物？”曰：“以我徇物，则我亦物也；以物徇我，则物亦我也。我物皆致，意由是明。天地亦万物也，何天地之有焉？万物亦天地也，何万物之有焉？万物亦我也，何万物之有焉？我亦万物也，何我之有焉？何物不我？何我不物？如是则可以宰天地，可以司鬼神，而况于人乎？况于物乎？”

渔夫和樵夫游走在洢水河边，渔夫感叹说：“世间万物繁杂众多，而且始终都不纯粹。我知道游走于天地之间，万物都可以用无心来领悟，会是你常见的那种状态吗？”樵夫说：“请问一下，用无心领悟天地万物的方法？”渔夫答：“无心，就是没有杂念，没有杂念的念头，就没有了我和物的分别，没有我和物的分别，然后就能领悟事物的真相。”樵夫问：“什么是我？什么是物？”渔夫答：“以我来对应万物，那么我也是万物；用万物来对应我，那么万物也就是我。我和万物一样，这个道理非常明白。天地也是万物啊，为什么天地能够存在？因为万物也是天地啊。为什么万物能够存在？万物也就是我啊，我也是万物啊。为什么我能够存在啊？有什么物质不是我？有那个我不是物呢？领悟了这些就可以主宰天地，可以指挥鬼神，何况成就于人，成就于物呢？”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天何依？”曰：“依乎地。”曰：“地何附？”曰：“附乎天。”曰：“然则天地何依何附？”曰：“自相依附。天依形，地附气。其形也有涯，其气也无涯。有无之相生，形气之相息。终则有始，终始之间，其天地之所存乎？天以用为本，以体为末；地以体为本，以用为末。利用出入之谓神，名体有无之谓圣。唯神与圣，能参乎天地者也。小人则日用而不知，故有害生实丧之患也。夫名也者，实之客也；利也者，害之主也。名生于不足，利丧于有余。害生于有余，实丧于不足。此理之常也。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天依附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依附于地。”樵夫问：“地依附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依附于天。”樵夫又问：“那么天地依附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天地互相依附，天依附于地形，地依附于天气。地形有止境，天气没有边际。有与无相互滋生，形与气相互制约。到了终点又会开始，在终始之间，天地就能够存在。天以发挥作用为根本，以变化形体为次；地以塑造形体为根本，以发挥作用为次。能运用把握这个原理称为神，能够参破虚名与实体的有无称为圣。只有神与圣，才能悟透天地的玄妙啊。常人虽然每天生活在天地之间，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，因此就会有危害生命的祸患。名誉这个事，实际是不重要的。利益这个事，更是危害人的主要因素。名誉产生于不满，利益丧失于有余。危害产生于有余，富裕丧失于不知足，这是世间的常理啊。

养身者必以利，贪夫则以身殉，故有害生焉。立身必以名，众人则以身殉名，故有实丧焉。窃人之财谓之盗，其始取之也，唯恐其不多也，及其败露也，唯恐其多矣。夫贿之与赃，一物而两名者，利与害故也。窃人之美谓之徼，其始取之也，唯恐其不多也。及其败露，唯恐其多矣。夫誉与毁，一事而两名者，名与实故也。凡言朝者，萃名之地也；市者，聚利之地也。能不以争处乎其间，虽一日九迁，一货十倍，何害生实丧之有耶？是知争也者取利之端也，让也者趋名之本也。利至则害生，名兴则实丧。利至名兴，而无害生实丧之患，唯有德者能之。天依地，地会天，岂相远哉！”

养育身体必然需要财物，贪心的人则会因此丧命，因此就有祸害发生了。在社会活动中必然需要名誉，很多人却身败名裂，因此就有实业破产了。偷窃他人的财物称为盗，刚开始怕得到的不够多，到这个事败露时，又会怕得到的太多。受贿与盗窃得来的赃物都是一样，只是名称不同，这就是利与害的因果关系。盗窃他人的名誉称为抄袭，刚开始抄袭时，只怕得到的不够多，到这件事败露时，又会怕得到的太多。名誉与毁誉，是一件事的两种名称，这就是虚名与务实之间的因果关系。凡是处理政务的地方，都是名流聚集之地；凡是有贸易的地方，都是财物聚集之地。若以不争名夺利的心态处于其中，虽然一天中能多次升迁，交易有十倍的利润可图，怎么会有祸害的发生或者实业的破产呢？应该明白争名是夺利的开始，谦让才是获得名誉的根本。获得利益就会产生祸害，名满天下就会损失实业。名利双丰而没有用祸害，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这样。天依附于地，地交融于天，怎么会相去很远呢！”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天下将治，则人必尚行也；天下将乱，则人必尚言也。尚行，则笃实之风行焉；尚言，则诡谲之风行焉。天下将治，则人必尚义也；天下将乱，则人必尚利也。尚义，则谦让之风行焉；尚利，则攘夺之风行焉。三王，尚行者也；五霸，尚言者也。尚行者必入于义也，尚言者必入于利也。义利之相去，一何如是之远耶？是知言之于口，不若行之于身，行之于身，不若尽之于心。言之于口，人得而闻之，行之于身，人得而见之，尽之于心，神得而知之。人之聪明犹不可欺，况神之聪明乎？是知无愧于口，不若无愧于身，无愧于身，不若无愧于心。无口过易，无身过难，无身过易，无心过难。既无心过，何难之有？吁，安得无心过之人，与之语心哉！”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天下将要治理，则人们必然崇尚行为；天下将要动乱，则人们必然崇尚言论。崇尚行为，是务实的风气在流行；崇尚言论，是狡诈的风气在流行。天下将得到治理，则人们必然崇尚仁义；天下将发生动乱，则人们必定崇尚利益。崇尚仁义，则谦让的风气流行；崇尚利益，则争夺的风气流行。尧、舜、禹，都是崇尚行为的人；春秋五霸，都是崇尚言论的人。崇尚行为的人，必然重视仁义；崇尚言论的人，必然重视利益。仁义与利益相比较，怎么会是离的很远呢？由此而知常把言论挂在嘴上，不如躬身力行，躬身力行，不如全心全意。把言论挂在嘴上，人们只能听到；躬身力行，人们就可以见到；全心全意，神就能感知到了。人的聪明最为不可欺骗，况且神的聪明呢？由此而知，不愧对讲过的话，不如没有愧对自己的行为，不愧对自己的行为，不如没有愧对自己的内心。不犯无愧于言论的过失容易，不犯无愧于行为的过失很难；不犯无愧于行为的过失容易，不犯无愧于内心的过失很难。既然是无心之过，怎么会很难呢？嘘——，哪里能找到无心而犯了过失的人呢？我与他谈谈心吧！”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子知观天地万物之道乎？”樵者曰：“未也。愿闻其方。”渔者曰：“夫所以谓之观物者，非以目观之也，非观之以目，而观之以心也。非观之以心，而观之以理也。天下之物，莫不有理焉，莫不有性焉，莫不有命焉。所以谓之理者，穷之而后可知也；所以谓之性者，尽之而后可知也；所似谓之命者，至之而后可知也。此三知也，天下之真知也，虽圣人无以过之也。而过之者，非所以谓之圣人也。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你知道观察天地万物的方法吗？”樵夫说：“不知道，原意听你讲一下。”渔夫说：“之所以称为观物，不是用眼睛来观察，也不是观察必须用眼睛，而是观察需要用心啊。不是观察必须用心，而是通过观察能够通晓万物规律。天下所有事物，都有规律，都有本性，都有定数啊。通过规律来观察，深入研究就可以知道；通过本性来观察，内心纯粹就可以知道；通过定数来观察，卜筮推导就可以知道。这三种方法，是对天下事物最为真实的认知，圣人也无法超越，能超越的，就不是圣人了。

夫鉴之所以能为明者，谓其能不隐万物之形也。虽然鉴之能不隐万物之形，未若水之能一万物之形也。虽然水之能一万物之形，又未若圣人之能一万物情也。圣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，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。所以谓之反观者，不以我观物也。不以我观物者，以物观物之谓也。又安有我于其间哉？是知我亦人也，人亦我也。我与人皆物也。此所以能用天下之目为己之目，其目无所不观矣。用天下之耳为己之耳，其耳无所不听矣。用天下之口为己之口，其口无所不言矣。用天下之心为己之心，其心无所不谋矣。

通过观察能够通晓万物之理的人，是因为他能正视万物的形质。虽然能正视万物的形质，不如水能以一物化万物之形。虽然水能以一物化万物之形，又不如圣人能以一化万物之情。圣人之所以能以一化万物之情，是因为圣人能够反观。所以称为反观，就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观察事物。不从我的角度来观察，就是以物来观察物的方法。那么，我又置身于何处呢？要知道我也是人啊，人也是我啊。我与人都属于物啊。在观察中能用天下的眼作为自己的眼，这种眼就能够无所不观了。用天下的耳作为自己的耳，这种耳就能够无所不听了。用天下的口作为自己的口，这种口就无所不言了。用天下的心作为自己的心，这种心就无所不谋了。

天下之观，其于见也，不亦广乎？天下之听，其于闻也，不亦远乎？天下之言，其于论也，不亦高乎？天下之谋，其于乐也，不亦大乎？夫其见至广，其闻至远，其论至高，其乐至大，能为至广、至远、至高、至大之事，而中无一为焉，岂不谓至神至圣者乎？非唯吾谓之至神至圣者乎，而天下谓之至神至圣者乎。非唯一时之天下渭之至神至圣者乎，而千万世之天下谓之至神圣者乎。过此以往，未之或知也已。”

这样，对天下的观察，视角不就很广阔吗？收听天下的声音，不就很深远吗？对天下事物的表达，论述不也很高明吗？对天下事物的策略，用于众生和乐不就很伟大吗？我们能够做到听闻深远、论证高明、众生和乐，就能够成就最广阔、最深远、最高尚、最伟大的事，而且没有丝毫瑕疵，这不就是至神至圣的人吗？不是只有我能称为至神至圣，而是天下的人都可以称为至神至圣啊。并非一时天下人能够称为至神至圣，而是千秋万世的天下人能都称为至神至圣啊。无论从前还是以后，知道或者不知道都是这样。”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子以何道而得鱼？”曰：“吾以六物具而得鱼。”

曰：“六物具也，岂由天乎？”曰：“具六物而得鱼者，人也。具六物而所以得鱼者，非人也。”樵者未达，请问其方。渔者曰：“六物者，竿也，纶也，浮也，沉也，钩也，饵也。一不具，则鱼不可得。然而六物具而不得鱼者，非人也。六物具而不得鱼者有焉，未有六物不具而得鱼者也。是知具六物者，人也。得鱼与不得鱼，天也。六物不具而不得鱼者，非天也，人也。”樵者曰：“人有祷鬼神而求福者，福可祷而求耶？求之而可得耶？敢问其所以。”曰：“语善恶者，人也；福祸者，天也。天道福善而祸淫，鬼神岂能违天乎?自作之咎，固难逃已。天降之灾，禳之奚益？修德积善，君子常分。安有余事于其间哉！”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你是用什么方法钓鱼的？”渔夫答：“我是用六物钓到的鱼。”樵夫说：“用了六物啊，怎么没有天的作用？”渔夫答：“用六物来钓鱼的是人啊，用六物能钓到鱼，却不是人的作用。”樵夫没有明白，继续请问。渔夫说：“六物包括了：竿、纶、浮、沉、钩、饵，缺少一样，就钓不到鱼。然而六物具备了还是钓不到鱼，就不是人力所为了。六物具备钓不到鱼的人有啊，却没有六物不具能够钓到鱼的人。由此而知具备六物的是人，钓到与钓不到鱼，则是天意。没有六物钓不到鱼，不是天意，是人力不及。”樵夫说：“有一些人通过祈祷鬼神来求福报，福报可以通过祈祷而求得吗？求就能得到吗？请问其中的原因？”渔夫答：“讲善恶的是人，降福祸的是天。天道依据善恶而降福祸，鬼神怎么能违背天道呢？自己做的罪过，一定无法逃避。天道降下灾祸，依靠祈祷有什么用处？修德积善，才是君子的本分，怎么会有灾祸发生！”

樵者曰：“有为善而遇祸，有为恶而获福者，何也？”渔者曰：“有幸与不幸也。幸不幸，命也；当不当，份也。一命一份，人其逃乎？”

曰：“何谓份？何谓命？”曰：“小人之遇福，非份也，有命也；当祸，份也，非命也。君子之遇祸，非份也，有命也；当福，份也，非命也。”

樵夫说：“有做善事而遇祸的人，有做恶事而获福的人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渔夫说：“有幸与不幸的分别，幸与不幸，是命运的影响。应不应，是本分，一种是命运，一种是本分，人怎么能逃离呢？”樵夫问：“什么是本分？什么是命运？”渔夫答：“小人遇到的福报，不是本分，有命运的因素。应验灾祸是本分，不是命运。君子遇到灾祸，不是本分，有命运的因素。应验福报是本分，不是命运。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人之所谓亲，莫如父子也；人之所谓疏，莫如路人也。利害在心，则父子过路人远矣。父子之道，天性也。利害犹或夺之，况非天性者乎？夫利害之移人，如是之深也，可不慎乎？路人之相逢则过之，固无相害之心焉，无利害在前故也。有利害在前，则路人与父子，又奚择焉？路人之能相交以义，又何况父子之亲乎？夫义者，让之本也；利者，争之端也。让则有仁，争则有害。仁与害，何相去之远也！尧、舜亦人也。桀、纣亦人也，人与人同而仁与害异尔，仁因义而起，害因利而生。利不以义，则臣弑其君者有焉，子弑其父者有焉。岂若路人之相逢，一目而交袂于中逵者哉！”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人们所说的亲情，都不如父子啊；人们所说的疏远，都不如路人。如果把利害放在心上，则父子就比路人还疏远了。父子之间的关系，是天性啊，用利害尚且能够夺取，况且那些没有天性关系的人呢？利害能够改变人，是如此深重啊，能不谨慎吗？路人的相逢都是擦肩而过，必然没有相互加害的心，这是因为没有利害之心。如果有了利害之心，路人与父子，应该怎样选择呢？路人能够相交是建立在仁义的基础上，又何况父子之间的亲情呢？这里的义，是谦让之本，利，是争夺的开端。谦让就有了仁义，争斗就有了祸害，仁义与祸害相去甚远。尧、舜是人，桀、纣也是人，人是相同但仁义与祸害确实各异，仁慈因为道义而起，祸害因为利益而生。利益背离了道义，就会出现臣弑其君、子弑其父的人，怎么比得上路人的相逢，一见面就能交流到路口就分别啊！

樵者谓渔者曰：“吾尝负薪矣，举百斤而无伤吾之身，加十斤则遂伤吾之身，敢问何故？”渔者曰：“樵则吾不知之矣。以吾之事观之，则易地皆然。吾尝钓而得大鱼，与吾交战。欲弃之，则不能舍，欲取之，则未能胜。终日而后获，几有没溺之患矣。非直有身伤之患耶？鱼与薪则异也，其贪而为伤则一也。百斤，力分之内者也，十斤，力分之外者也。力分之外，虽一毫犹且为害，而况十斤乎！吾之贪鱼亦何以异子之贪薪乎！”樵者叹曰：“吾而今而后，知量力而动者，智矣哉！”

樵夫对渔夫说：“我体验过扛柴，扛起一百斤也伤不了我的身体，再加十斤就会对我造成损伤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？”渔夫答：“砍柴的事我不了解，用我钓鱼的事来观察，则道理都是一样。我曾经钓到一条大鱼，大鱼不停的与我争斗，想放弃却有些不舍，想捕获却不能取胜。用了整天的时间才将鱼捕获，也差点把我拉入水中淹死，这不是也有伤身的危害吗？钓鱼与砍柴有所不同，因贪心导致的伤害则是一样。扛起百斤的木柴，属于能力之内，再加十斤，为能力之外。能力之外再加一毫也能为害，况且增加了十斤啊！我对鱼的贪心怎么会不同于你对木柴的贪心啊！”樵夫感叹说：“我从今以后，要成为一个量力而行的人，这才是有智慧啊！”

樵者谓渔者曰：“子可谓知《易》之道矣。吾也问：《易》有太极，太极何物也？”曰：“无为之本也。”曰：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，天地之谓乎？”曰：“两仪，天地之祖也，非止为天地而已也。太极分而为二，先得一为一，后得一为二。一二谓两仪。”曰：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何物也？”曰：“四象谓阴阳刚柔。有阴阳然后可以生天，有刚柔然后可以生地。立功之本，于斯为极。”曰：“四象生八卦，八卦何谓也？”曰：“谓乾、坤、离、坎、兑、艮、震、巽之谓也。迭相盛衰终始于其间矣。因而重之，则六十四卦由是而生也，而《易》之道始备矣。”

樵夫对渔夫说：“可以说你明白《易经》中讲的道理了，我要问：《易经》中有太极，太极是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是无为的本源啊。”樵夫说：“太极生两仪，两仪是天地的名称吗？”渔夫答：“两仪是天地的始祖，并不只是指的天地。太极一分为二，先得到的为一，后得到的为二，一和二称为两仪。樵夫又问：“两仪生四象，四象是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四象就是阴阳刚柔，有了阴阳而后就可以生天，有了刚柔而后就可以生地。创立世界的根本，以这个法则作为极点。”樵夫说：“四象生八卦，八卦是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就是乾、坤、离、坎、兑、艮、震、巽的称谓啊，事物的变化规律都隐藏于其中。将八卦重叠，六十四个卦就由此而生，而《易经》中的道理就开始具备了。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复何以见天地之心乎？”曰：“先阳已尽，后阳始生，则天地始生之际。中则当日月始周之际，末则当星辰始终之际。万物死生，寒暑代谢，昼夜变迁，非此无以见之。当天地穷极之所必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故《象》言‘先王以至日闭关，商旅不行，后不省方’，顺天故也。”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怎样从复卦（䷗）领悟天地的变化规律？”渔夫答：“先天的阳气消尽，后天的阳气生发，就是天地诞生，到中期日月开始运行，到后期星辰周而复始。万物的死和生，以及寒暑交替，昼夜变迁，没有这些变化就不会出现。当天地运行到极点必然会发生变化，有了变化才能畅通，畅通才能持久，因此《象》中讲：‘先王用来在冬至和夏至封闭关口，商人旅客不再出行，而后也不过问世俗方略’，这就是顺应天道的缘故啊。”

樵者谓渔者曰：“无妄，灾也。敢问何故？”曰：“妄则欺他，得之必有祸，斯有妄也，顺天而动，有祸及者，非祸也，灾也。犹农有思丰而不勤稼稿者，其荒也，不亦祸乎？农有勤稼穑而复败诸水旱者，其荒也，不亦灾乎？故《象》言‘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’，贵不妄也。”

樵夫对渔夫说：“无妄（䷘）卦，主灾，请问是什么缘故？”渔夫答：“妄就是欺骗他人，做这样的事必有祸患。如能顺应天道，有祸患发生，也不是祸患，是灾害啊。就像农夫想丰收而不勤奋劳作，没有收成，不也是祸吗？农夫勤恳劳作却遭遇了旱涝，没有收成，不也是灾吗？因此，《象》中说：‘先王用来顺应时令，化育万物。’做事重在没有欺骗啊。”

樵者问曰：“姤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姤，遇也。柔遇刚也，与夬正反。夬始逼壮，姤始遇壮，阴始遇阳，故称姤焉。观其姤，天地之心，亦可见矣。圣人以德化及此，罔有不昌。故《象》言‘施命诰四方’，履霜之慎，其在此也。”

樵夫问到：“姤卦（䷫），讲什么呢？”渔夫答：“姤卦，是指的外遇，少妇外遇了老夫，卦爻与夬卦（䷪）正好相反。夬卦始于老夫逼迫少女，姤卦始于少妇勾引老夫，因此称为姤。观察这个姤卦，天地的变化规律，也可以得到体现。圣人用德行化解这些问题，没有不兴盛的。所以《象》中说：此卦只能‘用于颁布政令昭告四方。’踩到霜雪预示寒冬的警示，也在于此卦啊。”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春为阳始，夏为阳极，秋为阴始，冬为阴极。阳始则温，阳极则热；阴始则凉，阴极则寒。温则生物，热则长物，凉则收物，寒则杀物。皆一气别而为四焉。其生万物也亦然。”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春为阳气的开始，夏为阳气的盛极，秋为阴气的开始，冬为阴气的盛极。阳气初始，天气温暖，阳气盛极，天气酷热；阴气初始，天气凉爽，阴气盛极，天气寒冷。温暖则生发万物，酷热则生长万物，凉爽则收获万物，寒冷则灭杀万物。都是一气所化的四种不同，生化万物也是这样。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人之所以能灵于万物者，何以知其然耶？”渔者对曰：“谓其目能收万物之色，耳能收万物之声，鼻能收万物之气，口能收万物之味。声色气味者，万物之体也。目耳口鼻者，万人之用也。体无定用，惟变是用。用无定体，惟化是体。体用交而人物之道于是乎备矣。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人为什么能成为万灵之首，怎样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？”渔夫回答：“因为人的眼睛能感受万物的颜色，耳朵能收听万物的声音，鼻子能嗅到万物的气息，口舌能分辨万物的味道。声、色、气、味，万物之本。目、耳、口、鼻，万人皆用。物质没有必然的作用，只有通过变化才能被利用。作用也不特指一种物质，能变化的物质才能被利用。这样，物质的应用与人的关系就具备了。

然则人亦物也，圣亦人也。有一物之物，有十物之物，有百物之物，有千物之物，有万物之物，有亿物之物，有兆物之物。生一一之物，当兆物之物者，岂非人乎！有一人之人，有十人之人，有百人之人，有千人之人，有万人之人，有亿人之人，有兆人之人。当兆人之人者，岂非圣乎！是知人也者，物之至者也。圣也者，人之至者也。物之至者始得谓之物之物也。人之至者始得谓之人之人也。夫物之物者，至物之谓也。人之人者，至人之谓也。以一至物而当一至人，则非圣人而何？人谓之不圣，则吾不信也。

然而人也是物啊，圣人也是人啊。有一物、十物、百物、千物、万物、亿物、兆物，能以一物类象兆物，岂不是只有人啊！有一人、十人、百人、千人、万人、亿人、兆人，能够感应兆人的人，岂不是圣人啊！由此而知，人，能够称为万物的至尊；圣人，能够成为众生的至尊。物的至尊称为物中之物，人的至尊称为人中之人。物中之物，就是至物，人中之人，就是至人。用一物知万物，用一人知万人，这不是圣人是什么？人不能称为圣人，我是不会相信啊。

何哉？谓其能以一心观万心，一身观万身，一物观万物，一世观万世者焉。又谓其能以心代天意，口代天言，手代天工，身代天事者焉。又谓其能以上识天时，下尽地理，中尽物情，通照人事者焉。又谓其能以弥纶天地，出入造化，进退今古，表里人物者焉。噫！圣人者，非世世而效圣焉。吾不得而目见之也。虽然吾不得而目见之，察其心，观其迹，探其体，潜其用，虽亿万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。

这是为什么？因为人能以一心观察万心，以一身观察万身，以一物观察万物，以一世观察万世。还因为人心能代替上天的意愿，人的口能代替上天的发言，人的手能代替上天的工作，人的身体能够代替上天做事。又因为人还能够上达天时，下知地理，中尽物情，通晓人事。又因为人还能够纵横天地，创造变化，晓古通今，把握阴阳。唉！圣人，不是任何时代都能出现，我不能够亲眼得见啊。虽然我不能够亲眼得见，但可以领悟圣人的心意，观察圣人的事迹，探究圣人的宗旨，践行圣人的教诲，虽然历经亿万年也可以领悟圣人之道。

人或告我曰：‘天地之外，别有天地万物，异乎此天地万物。’则吾不得而知之也。非唯吾不得而知之也，圣人亦不得而知之也。凡言知者，谓其心得而知之也。言言者，谓其口得而言之也。既心尚不得而知之，口又恶得而言之乎？以不可得知而知之，是谓妄知也。以不可得言而言之，是谓妄言也。吾又安能从妄人而行妄知妄言者乎！”

有人告诉我说：‘天地之外，还有别的天地万物，与我们的天地万物不同。’这个事我不知道啊，不是只有我不知道这个事，圣人也不知道这个事啊。凡是说知道的，是他自己想象的。凡是听说的，是从传言而知。既然内心没有真正明白，又怎么能去传播这些谣言呢？把不确定的知识当做知识，就是妄知；把不确定的言论进行传播，就是妄言。我们又怎么能依从妄人，去做妄知妄言的事啊！”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仲尼有言曰：‘殷因于夏礼，所损益可知也；周因于殷礼，所损益可知也。其或继周者，虽百世可知也。’夫如是，则何止于百世而已哉！亿千万世，皆可得而知之也。人皆知仲尼之为仲尼，不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，不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则已，如其必欲知仲尼之所以为仲尼，则舍天地将奚之焉？人皆知天地之为天地，不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。不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则已，如其必欲知天地之所以为天地，则舍动静将奚之焉？夫一动一静者，天地至妙者欤？夫一动一静之间者，天地人至妙者欤？是知仲尼之所以能尽三才之道者，谓其行无辙迹也。故有言曰：‘予欲无言’，又曰：‘天何言哉！四时行焉，百物生焉。’其此之谓与？”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仲尼曾说：‘商朝传承了夏朝的礼制，增加或减少了那些是可以知道的；周朝传承了商朝的礼制，增加或减少了那些也可以知道。将来传承周朝礼制的，虽然在百世以后，也是可知的。’如果都这样传承，礼制就不会停止于百世了！即使传承上亿、上千万世，都可以使人人遵守礼制。人们都知道仲尼，却不知道仲尼为什么成为仲尼，不想知道仲尼成就的原因便罢了，如果想知道仲尼成就的原因，那么舍去天地会怎么样呢？人们都知道天地，却不知道天地为什么成为天地，不想知道天地成就的原因便罢了，如果想知道天地成就的原因，那么舍去动静又会怎样？一动一静，是天地的至妙吧？在一动一静之间，天地人也是至妙吧？由此而知仲尼之所以能够了悟天地人之道，是因为他的品行没有任何污损啊。因此他有句话说：‘我什么都不想说’，又说：‘天说过什么吗？四季不一样运行，万物都能生长发育了。’不就是这个道理吗？”

渔者谓樵者曰：“大哉！权之与变乎？非圣人无以尽之。变然后知天地之消长，权然后知天下之轻重。消长，时也；轻重，事也。时有否泰，事有损益。圣人不知随时否泰之道，奚由知变之所为乎？圣人不知随时损益之道，奚由知权之所为乎？运消长者，变也；处轻重者，权也。是知权之与变，圣人之一道耳。”

渔夫对樵夫说：“真博大啊！不就是权衡与变化吗？不是圣人就不能够通晓这些。通过变化就能明白天地的消长，通过权衡就能知道天下的轻重。消长，是时空的变化；轻重，是事物的体现。时空有起伏，事物有损益。圣人如不知道时空起伏规律，又怎么知道变化的原理呢？圣人如不知道事物损益的规律，又怎么知道权衡的原理呢？运用消长规律，就是变化；处理事物轻重，就是权衡。由此而知权衡与变化，不过是圣人的基本作为。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人谓死而有知，有诸？”曰：“有之。”曰：“何以知其然？”曰：“以人知之。”曰：“何者谓之人？”曰：“目耳鼻口心胆脾肾之气全，谓之人。心之灵曰神，胆之灵曰魄，脾之灵曰魂，肾之灵曰精。心之神发乎目，则谓之视；肾之精发乎耳，则谓之听；脾之魂发乎鼻，则谓之臭；胆之魄发乎口，则谓之言。八者具备，然后谓之人。夫人也者，天地万物之秀气也。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人们说死亡以后还有灵知？有这种可能吗？”渔夫答：“有啊。”樵夫又说：“怎样才能知道其中的缘由？”渔夫答：“可以通过人来了解这件事。”樵夫问：“什么样的人才是这样的人呢？”渔夫答：“目耳鼻口、心胆脾肾正气充实，就是这样的人。心的灵性称为神，胆的灵性称为魄，脾的灵性称为魂，肾的灵性称为精。心藏的神表现于眼睛，就是视觉；肾藏的精表现于耳朵，就是听觉；脾藏的魂表现于鼻子，就是嗅觉；胆藏的魄表现于口，就是语言。这八个条件都具备了，就可以成为这样的人。人这个物种，就是天地万物灵秀之气所聚。

然而亦有不中者，各求其类也。若全得人类，则谓之曰全人之人。夫全类者，天地万物之中气也，谓之曰全德之人也。全德之人者，人之人者也。夫人之人者，仁人之谓也。唯全人，然后能当之。人之生也，谓其气行，人之死也，谓其形返。气行则神魂交，形返则精魄存。神魂行于天，精魄返于地。行于天，则谓之曰阳行；返于地，则谓之曰阴返。阳行则昼见而夜伏者也，阴返则夜见而昼伏者也。是故知日者月之形也，月者日之影也。阳者阴之形也，阴者阳之影也。人者鬼之形也，鬼者人之影也。人谓鬼无形而无知者，吾不信也。”

然而，也有不这样的人，会各自归于相同的一类。如果是全部具备的人，就称为完全的人。完全的这一类人，得天地万物的中和之气，就称为全德的人。全德的人，是人中之人。人中之人，是对有仁德的人的称呼。只有先成为完全的人，而后才能担当。人的生命，称为内气运行，人的死亡，称为形体返归。内气运行则神魂相交，形体返归则精魂存留。神魂行于天，精魄返于地。行于天，就称为阳行；返于地，就叫做阴返。阳行的白天可见夜间潜伏，阴返的夜间可见白天潜伏。由此可知，太阳是月亮的显形，月亮是太阳的投影。阳是阴的显形，阴是阳的投影。人是鬼的显形，鬼是人的投影。有人说鬼没有形状、没有灵知，我是不相信啊！”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小人可绝乎？”曰： “不可。君子禀阳正气而生，小人禀阴邪气而生。无阴则阳不成，无小人则君子亦不成，唯以盛衰乎其间也。阳六分，则阴四分；阴六分，则阳四分。阳阴相半，则各五分矣。由是知君子小人之时有盛衰也。治世则君子六分。君子六分，则小人四分，小人固不能胜君子矣。乱世则反是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谓各安其分也。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兄不兄，弟不弟，夫不夫，妇不妇，谓各失其分也。此则由世治世乱使之然也。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小人可以绝迹吗？”渔夫答：“不可以，君子秉承阳气、正气而生，小人秉承阴气、邪气而生。没有阴则阳不成，没有小人存在则君子也不能成就，只能以盛衰来体现。阳气占了六分，则阴气就占四分；阴气占了六分，则阳气就占四分。阳与阴相对各半，就是各占五分了，由此可知君子与小人的时运会有盛衰变化。治世君子会占六分，君子占了六分，小人则只能占四分，小人就不能胜过君子。乱世则相反，君君，臣臣，父父，子子，兄兄，弟弟，夫夫，妇妇，称为各安其分，君不君，臣不臣，父不父，子不子，兄不兄，弟不弟，夫不夫，妇不妇，称为各失其分，这都是由于治世或乱世造成的必然结果。

君子常行胜言，小人常言胜行。故世治则笃实之士多，世乱则缘饰之士众。笃实鲜不成事，缘饰鲜不败事。成多国兴，败多国亡。家亦由是而兴亡也。夫兴家与兴国之人，与亡国亡家之人，相去一何远哉？”

君子行为胜于言表，小人言表胜于行为。因此，治世身体力行的人多，乱世言辞修饰的人众。身体力行的人很少有不成就事业的，言辞修饰的人很少有不败坏事业的。成就的事业多，国家就兴旺，败坏的事业多，国家就衰亡，家业也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兴旺或者衰亡。那些振兴家业和振兴国家的人，与衰亡国家和家业的人，相去会很远吗？”

樵者问渔者曰：“人所谓才者，有利焉，有害焉者，何也？”渔者曰：“才一也，利害二也。有才之正者，有才之不正者。才之正者，利乎人而及乎身者也；才之不正者，利乎身而害乎人者也。”曰：“不正，则安得谓之才？”曰：“人所不能而能之，安得不谓之才？圣人所以异乎才之难者，谓其能成天下之事而归之正者寡也。若不能归之以正，才则才矣，难乎语其仁也。譬犹药疗疾也，毒药亦有时而用也，可一而不可再也，疾愈则速已，不已则杀人矣。平药则常日而用之可也，重疾非所以能治也。能驱重疾而无害人之毒者，古今人所谓良药也。《易》曰：‘大君有命，开国承家，小人勿用。’如是，则小人亦有时而用之。时平治定，用之则否。《诗》云：‘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’其小人之才乎！”

樵夫问渔夫说：“人们所说的有才能的人，有害还是有利？为什么？”渔夫答：“才能是一种，利害是两类。有的才能做正事，有的才能不做正事。利用才能做正事，就是利益他人也利益自己；利用才能不做正事，就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他人啊。”樵夫说：“心术不正，怎么能称为才能？”渔夫答：“他人不能做的事而能做，怎么不可以称为才能？圣人之所以成为异于常人的难得之才，就在于他能够成就天下事还能恪守正道，这样的人太少了。如果不能恪守正道，才能也就是才能，很难说拥有仁义啊。就像是用药物来治病，毒药也可以在一定时间发挥好的作用，可以用一次而不可多用，疾病好了就尽快停用，不停用就会危害人的生命了。普通的药物则日常服用即可，对于重病这类药物就不能医治了。能治疗重病还对人没有毒副作用的，就是自古至今人们所说的良药。《易经》中说：‘君王下达命令，开创国家建立家业，小人不予录用。’就是这样，小人有时也可以任用。和平时期，国家安定，用了小人就会产生祸乱。《诗经》中说‘它山之石，可以攻玉。’何况利用小人的才能啊！”

樵者谓渔者曰：“国家之兴亡，与夫才之邪正，则固得闻命矣。然则何不择其人而用之？”渔者曰：“择臣者，君也；择君者，臣也。贤愚各从其类而为。奈何有尧舜之君，必有尧舜之臣；有桀纣之君，而必有桀纣之臣。尧舜之臣，生乎桀纣之世，桀纣之臣，生于尧舜之世，必非其所用也。虽欲为祸为福，其能行乎？夫上之所好，下必好之。其若影响，岂待驱率而然耶！上好义，则下必好义，而不义者远矣；上好利，下必好利，而不利者远矣。好利者众，则天下日削矣；好义者众，则天下日盛矣。日盛则昌，日削则亡。盛之与削，昌之与亡，岂其远乎？在上之所好耳。夫治世何尝无小人，乱世何尝无君子，不用则善恶何由而行也。”

樵夫对渔夫说：“国家的兴亡与人才的邪正有关，这必然影响国家的命运了。然而，为什么不选择可用之人来任用呢？”渔夫说：“选择臣子的是君王，选择君王的是臣子，用人的贤愚，则是遵从了同一类人来选择。这就是为什么尧舜之君，必有尧舜之臣；有桀纣之君，而必有桀纣之臣。如果尧舜的臣子，出生在桀纣时期，桀纣的臣子，出生在尧舜的时期，必然不能被任用啊。虽然想做一些善恶，他们能够实施吗？上层有所喜好，下层必然应和。这种影响力，不需要率领就能发挥作用呢！上层喜好仁义，则下层必然喜好仁义，那些不仁义的人就会远离；上层喜好利益，则下层必然喜好利益，那些不喜好利益的人就会远离。喜好利益的人多了，则天下就会日益削弱；喜好仁义的人多了，则天下就会日益昌盛。日益昌盛就能长久，日益削弱就会衰亡。盛大与削弱，繁荣与衰亡，怎么会离得很远呢？全在于上层的喜好啊。治世并不是没有小人，乱世也不是没有君子，不任用则善恶就不能实施啊。”

樵者曰：“善人常寡，而不善人常众；治世常少，乱世常多，何以知其然耶？”曰：“观之于物，何物不然？譬诸五谷，耘之而不苗者有矣。蓬莠不耘而犹生，耘之而求其尽也，亦未如之何矣。由是知君子小人之道，有自来矣。君子见善则喜之，见不善则远之；小人见善则疾之，见不善则喜之。善恶各从其类也。君子见善则就之，见不善则违之；小人见善则违之，见不善则就之。君子见义则迁，见利则止；小人见义则止，见利则迁。迁义则利人，迁利则害人。利人与害人，相去一何远耶？家与国一也，其兴也，君子常多而小人常鲜；其亡也，小人常多而君子常鲜。君子多而去之者，小人也；小人多而去之者，君子也。君子好生，小人好杀。好生则世治，好杀则世乱。君子好义，小人好利。治世则好义，乱世则好利。其理一也。”

樵夫说：“善良的人时常较少，不善良的人时常较多；治世时常较少，乱世时常较多，怎么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？”渔夫说：“观察天下万物，有什么物质不是这样？譬如五谷，幼苗耕耘也不茁壮，蓬草不耕耘反而长势良好。耕耘了就要求长势旺盛，也没有能够这样的呀。由此而知君子小人之道，都是自然产生的。君子见到善就喜欢，见到不善就会远离；小人见到善就讨厌，见到不善就喜爱；善恶各自归于相同一类。君子见到善就会依从，见到不善则会抗拒；小人见到善就会抗拒，见到不善则会依从。君子见到仁义就会投奔，见到利欲则会停止；小人见到仁义就会停止，见到利欲则会投奔。投奔仁义就会利人，投奔利欲则会害人。利人与害人，相去会很远吗？家与国也是一样，兴盛时期，君子多而小人少；衰亡时期，小人多而君子少。见到君子多而离开的，就是小人；见到小人多而离开的，就是君子。君子爱惜生命，小人喜好杀戮。爱惜生命则天下太平，喜好杀戮则世间动荡。君子喜好仁义，小人喜好利益。治世人人崇尚仁义，乱世人人追求利欲，其中的道理都是一样。”

钓者谈已，樵者曰：“吾闻古有伏羲，今日如睹其面焉。”拜而谢之，及旦而去。

钓鱼的人讲完了，樵夫说：“我听说古代有个伏羲氏，今天如同亲眼所见了。”行礼谢过渔夫，在曙光中远去。